一、背景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6月决定将红七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主力部队遭受严重失败，粟裕、刘英率领先头部队突围，2月，根据中央军区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红军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组建出发南下挺进浙江，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6年9月，红军挺进师由浙西南转战闽浙边区，与闽东、浙南这三股革命力量汇合，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

二、史实

1935年10月，挺进师在寿宁县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胜利会师，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红军挺进师从浙西南转战到浙南，在闽东与浙南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武装，扩大游击根据地。1936年8月，临时省委在游击根据地中心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下设瑞平泰、鼎平、福鼎、桐霞、泰顺和平阳等6个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共辖16个区人民革命委员会。1936年9月，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与浙南红军游击队在瑞安、平阳交界的葛藤湖顺利会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帮助下，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到1936年底，红军挺进师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战争的范围覆盖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华）衢 （州）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之间，共计30多个县。在浙南特委领导下县委由3个发展到6个，即瑞平泰中心县委和鼎平、 福鼎、泰顺、桐霞、平阳县委，党员有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达500多人，群众组织人数已达10万之众。随着革命形势好转，广大农民要求在深入开展“四抗”（抗租、抗债、抗捐、抗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临时省委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积极贯彻土地革命纲领，还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对闽浙皖四省边界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施“清剿”。1937年1月，国民党军集中6个师、2个独立旅和四省保安团队共10余万兵力，采用“大拉网”战法，由北向南、自西而东对游击区再次“清剿”。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与敌周旋，相机作战。在艰苦而又紧张的反“清剿”斗争之时，闽浙边临时省委收到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据此，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双方经数次谈判，于8月24日达成和平协议。和谈成功标志着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

根据浙江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分散在浙南、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部队于1937年10月陆续到平阳北港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1月至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3月18日，改编后的新四军三支队第七团队五百将士在粟裕率领下从山门出发开赴皖南。

三、意义

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打开了浙江南部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对于推进浙江革命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入浙之时，红军主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三年中，红军挺进师在同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经历了两次战略转变，即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又经历了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清剿”。在极为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全体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干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完成了党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打击和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特别是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极其危难时期闽浙边区的红军与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全面促进浙江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之前，曾成立过中共浙江省委，但先后遭到破坏。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于1938年5月被撤销，同时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刘英继续任书记。同年9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转为中共浙江省委，省委下辖5个特委，55个县委。至此，浙江党组织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从此以后，浙江省委组织机构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