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由于国民党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更趋明显，接连在各地制造反共摩擦，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开始逆转。

二、史实

1938年3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随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就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以及共同抗日事项进行会谈，提出在温州、平阳、丽水等处设立新四军办事机构，并达成协议。同月，坐落于九柏园头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改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通讯处建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推动温州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二是输送抗战兵员，曾先后接转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3批1300多人，经温州赴皖南参加新四军；三是掩护浙江党组织开展工作，1938年5月12日，省委书记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由平阳北港秘密迁至此处，以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为省委的主要交通联络站；四是以公开合法身份与国民党温州驻军和政府打交道，处理有关事项。同年9月，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下令取缔了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等5个抗日救亡团体，封闭进步刊物，禁止抗日宣传。

1938年10月10日，国民党温台戒严司令部以所谓“取缔非法组织”为借口，出动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突然袭击，查封了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了住宿该处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省委常委、青年部长赖大超，省委机关文书郑香山，机要员徐惠泽和通讯处工作人员黄美平、王昭日等6人，并搜走党内部分文件。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因事外出的通讯处主任周饮冰获悉这一情况后，于11日上午前往戒严司令部提出抗议与交涉，也遭扣押。刘英见又一位好同志被捕，即用密电报告新四军军部出面交涉。10月16日，吴毓以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到戒严司令部交涉，并到看守所看望了谢文清、周饮冰等7人，带上省委书记刘英给他们的信，指示他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静候解决。

10月下旬，7人被押送到安徽屯溪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被关在第三战区军法执行部看守所。1939年春，因日军迫近皖南，被捕人员随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往江西上饶。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到江西上饶巡视时，与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温州通讯处被捕人员。并到磐石渡李家村拘留所看望被捕同志，特意问了周饮冰：“你们中有周饮冰吗？”“有！”周饮冰飞快地跑到周恩来面前，敬礼汇报。周恩来要他转告大家，在狱中仍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送给他们银元作为零用，同时交代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按月接济。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继续设法营救。蒋介石以“地方事情地方解决”为借口，推卸责任。随后，周恩来又向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黄以此案已移交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处理为由推诿。周恩来的接见，使周饮冰非常受鼓舞。尽管家里异常困难，妻子在他被捕半个月后，生下一个女婴，送进育婴堂（至今没有下落）。他每次给家里来信，都劝慰家人，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他在信中说：“只有国家有前途，我们个人的生活才有出路。”

在狱中，被捕人员建立了特别党支部，谢文清任书记，赖大超任副书记，与国民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6月，周饮冰因组织越狱被国民党杀害。谢文清于1944年8月在押解途中逃脱，赖大超则于1945年3月出狱。

三、影响

“九柏园头”事件发生后，省委为避免损失，主动撤销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工作也于1940年秋结束。“九柏园头”事件和此前永嘉等地抗日救亡团体被取缔使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严重影响，标志着浙南乃至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和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从此，浙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